秦文山没想到，自己成了苏州AI创业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25年12月2日，秦文山领取了公司营业执照，成立了江苏画宗科技，这是苏州首个专注AIGC领域的一人公司（OPC，One Person Company）。3年前，秦文山还是一名铁路系统的国企员工。如今，他成了“超级个体”，在风口上第一个冒了出来。
秦文山曾经统筹过一个10人团队，用28天的时间制作了一部时长42分钟的AI动画长片。“AI杠杆的核心是把每个人的能力放大了，一人能负责一个部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提升效率，团队训练了一个属于编剧场景的专业大模型，人只需要完成最关键的决策部分，所有人每隔两三天在线上碰面，逐一审核镜头。
最近，OPC在长三角地区火了。一大批产业创新园区、创业孵化器，冠上了新名字。苏州率先提出“打造OPC创业首选城市”的口号，迄今已建立近30个专业化OPC社区。南京、常州、无锡、上海、杭州等城市迅速跟进，陆续揭牌新成立的OPC支持平台、OPC社区。许多城市已经发布针对OPC的支持政策和行动方案。一时间，规模在10人以下的微小创新单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这类具有颠覆性的企业形态，为地方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带来了全新考题。从过去追求大企业、大项目，转向同时培育“蚂蚁雄兵”，这是新一轮风口，还是新一轮泡沫？
展开剩余88%在上海“零界魔方”园区一楼的一面展示墙上，每个格子上都贴了一家OPC的logo。目前，已有约130多家OPC入驻。
颠覆传统
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滴水湖畔，一座名为“零界魔方”的办公楼已经入驻了130家OPC，总登记人数约500人，平均每天有200人实地办公。2025年8月，上海临港集团发布“超级个体288行动”方案，公开招引OPC创业者。半年后，这座楼已经没有了空位。
“一人、一工位、一公司”的鲜明特点，构成了这座办公楼的独特景观。在开放式办公区，每个方寸之间的工位都隐藏着一个创业故事。创业者，可能正在研发不同形态的青少年AI陪伴机器人，可能是一名使用AI工具独立接单广告、短剧的编导，也可能是一名二次元创业者。一位创业者独立研发了一个用AI分析企业财务数据的SaaS平台，帮助企业自动化做账。他的工位旁边还放置了一个专业打光灯，为了获取订单，他经常一个人直播。
这座楼里的OPC创业者多为高校大学生、高校科研者、大厂离职人员，其中70％是首次创业。临港科技城是“零界魔方”项目的运营主体，为吸引OPC，公司将为其提供36个月的免租办公室、12个月的免租公寓，以及流量、算力、网络、物流等补贴。
OPC正在颠覆许多传统观念。例如，传统观念认为“一家公司必须组建完整团队才能创业”，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随着AI技术的普及，单个创业者凭借核心技术、细分领域资源或创新商业模式，就可能启动一个高潜力的项目。”临港科技城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翁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OPC也颠覆了对创业者的传统要求。在创业之前，江苏梧桐AI的创始人何汕杉曾在一家上市公司的多个中台岗位工作，她逐渐发现，企业成一定规模后，“大公司病”很难消除，上层决策难以完全落地，中间环节的沟通成本太高，基层执行效率也容易低下。
如今，她的OPC核心团队仅有她一名“全职员工”，其余工作主要通过一个由技术合作方、兼职者及实习生构成的弹性协作网络完成，工作者按需对接，直接向她交付成果。
“在OPC模式下，我进行价值判断和关键假设，AI则承担高频、可重复、可验证的执行任务，并能持续进行复盘。在传统企业中，决策权与执行权是分离的，决策者难以直接管控执行，执行结果也无法直接归因于决策。”何汕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更加灵活和敏捷的OPC，也更擅长捕捉垂直、细分的市场需求，依靠创意与大公司“错位竞争”。以梧桐AI为例，何汕杉观察到，主流招聘平台主要服务于社招人群，对校招尤其是低年级大学生的覆盖有限。针对这一需求，她基于自研就业服务模型，设计了一个针对在校大学生群体的平台，提供岗位匹配、简历优化、AI模拟面试等功能。去年下半年，平台的访问量达日均9万人次，较上半年几乎翻倍。
“零界魔方”内一家结合3D打印技术制作陪伴机器人的OPC的工位。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王诗涵
脆弱的创业公司，怎么救？
对于大多数新成立OPC平台的牵头方，服务一人公司是全新的课题，一切需要从零探索。
1月9日，在杭州“中国数谷·未来数智港”，7位来自政府、园区、社群、企业和投资机构的负责人在一场圆桌会议上，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展示了一个仅孵化了45天却已跑通盈利模式的OPC项目。十多天前，这里刚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OPC支持社区——“青聚枢纽”AGI青创共同体。
快速完成商业验证的背后，是一个各方“接力”的故事。2025年3月起，为了每个月举办一次规模百人左右的“AI切磋大会”，WaytoAGI开源社区杭州站负责人冉伟结识了杭州城投集团园区运营事业部经理颜永俊，盘活了这处紧挨着杭州东站、经常闲置的地产。几个月后，为了响应更多活动的需求，彭埠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周俊也加入进来。
随着活动经验的积累，冉伟发现了痛点：“大家每次在会上热闹讨论完，很多技术与创意灵感往往没了下文，难以在真实场景里得到验证，落地前的‘最后一公里’卡住了。”而政府和国企手中，恰恰掌握着破解这一难题的钥匙：杭州城投集团的业务覆盖水务、能源、城建、公交等领域，街道办事处的工作职责则涉及居民吃穿住用的方方面面。
就这样，这个物理空间成了一个关键枢纽。降临科技的创始人马超抓住了一个机会，2025年9月，他和投资人汪诺在讨论中诞生了一个基于“Airtouch（碰一碰）”的灵感，产品的核心是NFC芯片，能搭载于不同的硬件形态，在手机感应后，能够打开一个AI辅助生成的定制化网页。
项目的首个订单就来自园区的发布会。在颜永俊的提议下，200多个搭载芯片的手环发给了参会嘉宾，用于推广园区信息，以更低的成本、70％的毛利，替代了传统的宣传折页。随着网页点击量增长，他意识到，未来还能在网页搭载广告位进行变现。5gzb.cn。|6gzb.cn。|6kzb.cn。|s0zb.cn。
周俊提到，“碰一碰”项目还可以用在地方文旅打卡、心理疗愈、小学生研学等场景中。最近还有一个“防老人走失”的订单需求前来寻求合作，对方希望能将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信息录在手环里，一经手机扫描能立即辨别身份。
作为AI工程师，马超从2024年开始尝试了很多创业想法，“几乎把所有的‘坑’都踩了一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失败的原因包括产品未能切入市场真需求，B端项目管理复杂，技术成本难控制，商业模式难平衡，等等。
AI一人创业看上去很美好，但现实很骨感。据AI工具聚合网站“DANG！”统计的“AI墓地（AI Graveyard）”数据，目前，在其收录的5136个AI工具中，已经有1481个工具关闭、被收购或终止运营，其中写作工具占比最高。
身为投资人，万悉控股CEO汪诺也深有体会。由于AI技术迭代太快，一些他在去年看好的AI软件项目，半年后就被市场淘汰了。“由于想法和终端需求匹配不上，很多产品都‘死’在了找场景的过程中。”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圆桌上，各方形成了一个共识：过去，投资机构、政府等主体通常在初创公司组建起完整团队后才介入；在关注OPC之后，各方的服务环节前置，能够降低沟通与试错成本，更快验证一个创意想法的可行性。
“街道最近想做一个将临期食品存入‘爱心银行’的项目，大家想想，能怎样和AI相结合？”在周俊看来，政府、园区、社群、企业和投资人之间是“事业合伙人”的关系：社群导入创意，资本协助商业判断，政府与国企联手提供场景与服务，企业则负责技术、产品和运营，共同构建了生态。
这也对政府与国资平台提出了新挑战。连日来，周俊忙于和区里、市里的不同部门对接，希望整合资源。“为了给OPC匹配需求，我们必须广撒网，不断寻找更多‘合伙人’。”他说。
新一轮产业之争
注册成为企业之后，秦文山有了新的烦恼。他坦言，从前在工作室模式的运营下，项目采取合作制，运营成本损耗很低，现在他发现，AI省不下公司运营本身的复杂成本，自己也缺乏薪酬体系、商业策划书、财会申报等专业知识。为此，他最近聘用了一名专职财务。
一位AI孵化社区的操盘手也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各地“一哄而上”的抢人大战助推了新风口，但是，许多新成立的OPC平台或社区目前还只有一个“壳”，企业生态、制度规范尚未建立。
在半年前启动的上海“零界魔方”项目，已经摸索出了一个初步模式。由于OPC形态独特，并无先例可循，其在孵化期的评审、入驻、合规、服务、政策申报、管理办法等都需重新起草。
在项目评审阶段，翁巍表示，评审组主要沿用了天使基金的评估模型，考虑到OPC的特点，会再增加对“人”的考量，对于人才综合素质的评估占据了决策的50％，例如其技术背景、创业和产品经历。为鼓励创新，条件较传统的孵化器相对更“宽松”，短期内也没有商业考核指标。
“零界魔方”项目专班负责人罗奕君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在实践中，专班遇到了一些现行制度与OPC创业特征不匹配的难题。例如，传统商事登记要求企业有“固定经营场所”，项目吸纳进来的一些从事跨境直播的OPC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景，对此，专班将办公楼里的独立办公空间在当地工商登记备案，为其提供实地经营地址。常规的数据跨境、合规备案等制度对中小企业的要求较高，专班联系了临港的数据跨境服务中心，帮助符合条件的OPC办理业务。
为解决融资难题，银行贷款是OPC的首选，但轻资产科技公司往往缺乏抵押物，个人征信也难以支撑大额授信，需要由园区担保与银行机构合作。
OPC的小微规模也带来天然局限性。例如，OPC创业者往往只擅长核心技术或业务，公司规模扩张后容易出现效率下降、人才流失等问题。对此，专班会提供公司经营、股权、法律风险等方面的免费法律指导。小规模，也难以承接大型客户的订单。罗奕君以数据标注行业举例，专班把临港科技城园区内77家相关企业拉了微信群，大企业可以发布过剩的订单需求，OPC也能主动接单。
这场OPC热潮背后，是地方产业布局的又一个新战场。地方国资入局OPC赛道，强调不以短期税收和产值为目标，看重“超级个体”的长期成长潜力。其野心仍然是“押注未来”，培育今天的OPC成为明天的中小企业，甚至细分领域的行业龙头。例如，有OPC平台在入孵协议要求中规定，如果企业未来发展到了投融资阶段，需承诺平台有优先投资权。另有一家OPC创始人对记者透露，春节后就可能完成第一笔融资，融资方以国资为主。
地方政府竞逐OPC赛道的背后仍然是一场产业之争，离不开“抢人、抢公司、抢产业链”的思路。地方正加大“真金白银”的投入。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在2025年11月发布《关于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OPC创业首选区的若干措施》，其中指出，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或在校大学生在园区创办企业，经评审，可获得不低于5万元的启动资助。符合条件的优秀项目最高可获得100万元。
另一方面，地方用具体的合作承诺、当地产业资源禀赋等吸引企业。例如，有一家专注医保数据分析的OPC在浙江的比赛中获得名次，为招引其落地，当地承诺将一家政府平台的资源交由其运营管理。上海也有平台对其抛出橄榄枝，强调当地有全国最高的医保交易量、生物医药企业聚集优势等。
OPC社区正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但目前大多数孵化模式仅是同质化地提供场地、补贴和基础服务，并未针对OPC的特点进行创新。经历过移动互联网创业风潮的亲历者会质疑：这是不是新一轮“换汤不换药”的创业泡沫？
留给地方的考题是：如何真正理解OPC带来的变量，在企业孵化、产投融合方面实现真正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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